向去;有的沿秦淮水路乘小船回去,船上挂着灯,后头还跟着仆役撑的小舟,专门载文书、食盒、换洗衣物,直到自家庄园后的私家小码头。

到后面,那群年初才刚封的大明公侯勋贵,也开始加入到了这等潮流中。

城里的老宅不卖,也不能卖,毕竟祖宗牌位、门第名声、会客体面都还在城内,可他们实际居住的地方,却逐渐挪到了城外。

于是很多金陵体面人家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“双城”景象。

白日里,金陵大宅依旧光鲜亮丽,可晚上除了留下仆役和扈兵,家中主母、孩子、妾室、女眷,多半都搬去了城外的庄园“避烟”了。

这个“避烟”二字,说起来也颇为玩味。

一开始大家还不好意思承认,觉得自己拿着朝廷俸禄,享受着工坊带来的好处,却又嫌弃工坊烟灰,是有点不晓得与民同苦,非常不符合大明的价值观。

所以对外都说是避暑、养病、静读、教子。

可后来这事做的人多了,大家也就不装了,见面时直接问:

“府上也避烟去了?”

“是啊,孩子咳得厉害,住不下去了。”

“那你家去哪里?”

“钟山脚下盘了一处庄子,水倒好,就是路远。”

于是,避烟渐渐成了金陵权贵间一种心照不宣的体面。

可这也带来了新的麻烦,那就是清晨入城的人太多了。

每日天不亮,各城门外便排起车队。

官员的车、富商的车、作坊主的车、送菜送炭送鱼肉的车,全挤在一处。

一次,许国公家的马车被一辆运菜的贩车给撞了,撒了一车的白菜。

虽然后面许国公家的家眷“不计较”,但很快上面就给五城兵马司下了新的条文。

于是后面进入金陵的车道,直接划分出了官车道、货车道、民车道,又在几处城门外增设茶棚、马棚、候鼓亭。

有些小官住得远,怕误了点卯,干脆就在衙门附近租个小屋,平日自己值宿,五日十日才回城外见妻儿一次。

久而久之,金陵城里又多出许多专门租给官吏的小院。

这些院子不大,胜在离衙门近。

一间卧房,一间书房,一个小灶,院角能拴马,门前能停车,可价钱却比从前翻了几倍。

房东们自然笑得合不拢嘴,背地里说,朝廷开工坊,烟熏的是大家,发财的是咱们,美好,实在美好!

同一片天空,煤烟之下,众生平等。

可权贵们可以选择优雅的“双城”生活,既享受金陵权力的便利,又可以享受周边庄园的清幽。

可生活在金陵的百姓们,当然是没这个条件离开的,他们的吃穿用度全来自这座巨大的城市。

不过,在这样的环境下,他们也有应对之道。

靠近作坊区的人家,窗纸要糊两层,外头再挂竹帘,帘子每隔几日就要拿下来洗。

卖蒸饼、汤饼、馄饨的铺子,早早就在灶台外头支起纱罩或木盖,就是防止煤灰沾染食物。

而如一些布店、纸铺、药铺最怕煤尘,门口更是常年挂湿帘,肆内的伙计一天要洒水数次。

至于秦淮河边的洗衣妇们,自也有其应对的手段,也开始学会看风向了。

若风从城西工坊那边来,便不晾细布,只洗粗衣;若风从江面来,才敢把店里体面人家的绫罗拿出来晒。

当然这一切都是成年人对煤烟的爱恨,夹着阶级、贫富、权力,如此也许是真实的,但也许也是扭曲的。

只有孩子们的眼中,这飘洒在金陵城内灰雾是寻常。

他们在巷子里玩闹,扮演着军戏,脸上没多久便能积出黑灰,鼻孔边也总是灰的。

有下工回来的母亲看到了,揪着儿子耳朵拽回家,一路骂,一路用绣帕帮孩子擦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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