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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从不夸她。也从不哄她。

所以此刻他蹲下来，仰头看着她，眼里没有心疼，没有愤怒，甚至没有失望，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，反倒让她喉咙发紧，眼眶发热。

“孙割那边，”她开口，声音哑得像砂纸蹭过木头，“发了律师函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陈砚站起身，把银勺放回罐中，擦净手，“他发的，不是你发的。”

“……什么意思？”

“意思是，”他顿了顿，从大衣内袋掏出一部老式诺基亚，黑色外壳，边角磕出了几道白痕，“你工作室的公章、法人签字章、财务章，都在我这儿。你名下三家公司，账户U盾、网银密钥、税务CA证书，全在我保险柜里。你上个月签的两份代言合同，甲方还没付款，条款里写明‘乙方若涉重大负面舆情，甲方有权单方面解约并索赔’——这话不是吓唬人的，是真的会赔钱，赔你三年片酬。”

景田怔住。

“你什么时候……”

“你让我帮你管账那年。”他把诺基亚放回口袋，“你二十一岁，接第一部大制作电影，片酬八百万，税后到账四百一十二万。你请我吃饭，喝多了，在火锅店门口吐得昏天黑地，抓着我胳膊说‘砚哥，以后我钱多了，怕被人骗’。我说好。第二天我就去银行开了共管户，你占百分之九十九，我占百分之一。就为这一百分之一，我有权限冻结你所有账户，调取你全部流水，查你每笔转账对手方的实控人是谁。”

他停了几秒，目光扫过她腕上那只卡地亚蓝气球——表带内侧刻着极小的“JT·2019.07.15”，那是她生日，也是她和孙割初遇的日子。

“你跟孙割第一次见面，是在上海外滩源那家私人画廊，对吧？”

景田瞳孔一缩。

“那天你穿的是米白色羊绒阔腿裤，配珍珠母贝扣衬衫。他送你一支万宝龙钢笔，笔帽上镶着一颗碎钻。你收下了，没当场试写，但回去后在备忘录里记了一笔：‘S说这支笔能写十年，墨水不枯。’”

她呼吸滞住。

“你记错了。”陈砚说，“那支笔，我拆过。笔杆里藏着微型定位芯片，信号直连新加坡服务器。你之后三个月，每次戴它出席活动，他都知道你几点进化妆间，几点离场，连你喝了几口水都记录在案。”

景田猛地攥紧手指，指甲陷进掌心。

“你查我？”

“我不是查你。”他语气毫无波澜，“我是保你命。你忘了？你二十三岁拍《雾山行》，威亚钢索断裂，摔下来砸断两根肋骨，医生说再偏三厘米，脾脏破裂当场失血性休克。那时候你躺在ICU，孙割在哪？他在推特发了一张K线图，配文‘牛市已至，静待花开’。你醒来的第一句话是问我‘砚哥，我的肋骨接好了吗’，第二句是问‘那场戏，补拍了吗’。你从来不怕疼，怕的是没活干，怕的是没人信你。”

他转身走向休息室角落的饮水机，接了杯温水，递给她。

“喝点水。你嘴唇开裂了。”

景田接过杯子，指尖触到杯壁温热的弧度，突然想起很多年前——她第一次试镜失败，在路边哭得喘不上气，陈砚蹲在她旁边，剥开一颗薄荷糖，塞进她嘴里。“含着，”他说，“眼泪咸，糖甜，中和一下，才能看清路。”

她含着糖，哭得更凶。

可那之后，她再没在他面前流过泪。

她把水喝完，杯子放回台面，发出轻响。

“那现在呢？”她问，“路在哪？”

陈砚没立刻回答。他拉开化妆台最底下那个抽屉，拿出一叠文件。牛皮纸档案袋，封口处盖着鲜红印章——不是她工作室的，是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影视评估中心”的。

“你上个月交的剧本备案，《晚照》，”他说，“不是古装，不是仙侠，是现实题材。讲一个女演员，在三十岁那年，发现自己的经纪人、律师、财务、甚至贴身助理，全是同一个人安插进来的眼线。她查了三年，查到对方背后站着三家境外资本，七家空壳公司，最终证据链指向一份签署于迪拜的《人格权让渡协议》——签名人是你，日期是三年前，地点是你‘出国疗养’的那家瑞士诊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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