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份手写分发记录，其中罗伊·威廉姆斯的名字后面，潦草地画了个叉。

“第四个，”亚瑟·詹金斯继续，语速慢下来，像在回忆一段模糊的旧胶片，“叫贝蒂·科尔曼。女的。SNCC的。她不是伯明翰人，是从塔斯基吉来的大学生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飘向窗外，“她总在图书馆门口发传单，头发编成细细的小辫，涂薄荷味唇膏。我看见她给一个黑人小孩糖，小孩笑了，她也笑。”他忽然闭了下眼，“我那天没动手。第二天，她换了一条裙子——红的，像血。我在教堂后巷堵住她。她没跑，就站那儿，把手里的传单全撕了，纸片飞得到处都是。我说‘你撕了也没用’，她说‘我知道，可我想看看风怎么吹散它们’。”亚瑟·詹金斯睁开眼，瞳孔深处浮起一丝极淡的困惑，“我就把她按在墙上，绳子勒进她脖子的时候，她还在看天上飞过的鸽子。”

伯尼少感到胃里一阵抽紧。贝蒂·科尔曼的失踪案，市警察局报备的是“离家出走”，因她户籍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，且无直系亲属在伯明翰登记。FBI档案里甚至没她的指纹——SNCC内部文件显示，她为规避南方各州警方监控，从未在任何公共场合留下生物信息。

“第五个，埃利奥特·帕克。”亚瑟·詹金斯的声音陡然变硬，像石块砸进铁桶，“他不是SNCC，也不是CORE。他是《伯明翰新闻报》的记者。专门写那些游行的事，配图全是黑人孩子挨打的照片。”他猛地吸了口气，胸口剧烈起伏，“他拍过我儿子最后一张照片。就在灰狗巴士站。我儿子咳得直不起腰，他蹲在旁边，镜头对着，闪光灯‘咔’一下，晃得我儿子眼泪直流。那张照片登在报纸第三版，标题是‘北方援助如何抵达南方病童’。”亚瑟·詹金斯攥紧拳头，指节泛白，“他写我儿子是‘被种族主义政策忽视的沉默受害者’——可谁他妈管过他是不是受害者？他只是个喘不上气的孩子！”他声音突然拔高，又戛然而止，像一根绷断的弦。

西奥多合上笔记本，纸页发出轻微的“啪”声。他盯着亚瑟·詹金斯：“你杀他时，他正在写什么？”

“一篇稿子。”亚瑟·詹金斯喘息渐平，眼神却更沉，“他电脑开着，屏幕上写着‘……但真正摧毁这座城市的，不是游行者，而是那些躲在窗后，一边骂着‘黑鬼滚出去’，一边偷偷订阅《纽约时报》的体面人’。”他咧了咧嘴，“我把他电脑砸了，键盘按键崩得到处都是。他死前最后说的话是‘你不懂’。”

“第六个呢？”伯尼少问，声音干涩。

亚瑟·詹金斯沉默了很久。久到走廊尽头的挂钟敲了四下，秒针的“嗒嗒”声清晰可闻。他终于开口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：“……是我妹妹。”

伯尼少和西奥多同时一震。伯尼少下意识翻开审讯记录第一页——姓名栏清清楚楚写着“亚瑟·詹金斯”，家庭成员栏却只填了“已故妻儿”。西奥多迅速翻动笔记本，之前所有供述中，从未出现过“妹妹”这个词。

“她叫玛乔丽。”亚瑟·詹金斯望着天花板，仿佛那里悬着一张褪色的旧照片，“她嫁给了一个黑人牧师。在16街浸信会教堂隔壁，开了间裁缝铺。专给黑人妇女改嫁衣。”他喉结滚动了一下，“SNCC的人常去她那儿缝补游行用的旗子。她给他们倒咖啡，教他们怎么把‘自由’两个字绣得结实些。”他忽然笑了，那笑比哭还难看，“她说‘哥哥，你恨的不是黑人，是你自己心里那个不敢承认的黑影’。”

伯尼少听见自己心跳声。西奥多已经拿出录音笔，悄悄按下停止键——这句供述，不能录进正式卷宗。它太危险，危险到足以让整个案件的性质从“仇恨犯罪”滑向一场无人能承受的深渊。

“她劝我别去教堂闹事。”亚瑟·詹金斯继续说，声音平静得诡异，“那天我拎着铁棍出门，她追出来，抓住我胳膊。她说‘亚瑟，你砸烂的不是教堂的门，是你自己最后一点良心’。”他停顿片刻，手指无意识抠着椅子扶手的漆皮，“我甩开她。她摔倒在台阶上，后脑磕在水泥沿。我没回头。三天后，她在医院咽的气。医生说是颅内出血。”他转向伯尼少，眼神锐利如刀，“所以，我算不算杀了她？”

审讯室陷入死寂。窗外，暮色正一寸寸吞没街道。远处传来救护车尖锐的鸣笛，由远及近，又渐渐远去，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在城市肌理中划开又缝合。

伯尼少没回答。他只是慢慢把那份《审讯程序合规确认书》复印件，轻轻放在桌上，压在大卫·米勒的照片旁边。纸页边缘，值班警监的签名墨迹未干，微微反光。

亚瑟·詹金斯盯着那张签名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抬起手，不是指向照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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