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话机的拨号盘在张景辰指尖下转了一圈，然后又“嘎啦嘎啦”的转了回来。

随着最后一个号码拨完，电话通了。

“喂？省外贸，哪里？”

“郑科长，是我，张景辰。”

电话那头传来郑科...

雪还在下，没完没了地落着，像老天爷把一整条棉被撕开，抖着碎絮往下砸。窗玻璃上结了厚厚一层霜花，枝桠状的冰晶在玻璃内侧蔓延，把外面灰蒙蒙的天光都扭曲成一片模糊的雾白。我蜷在火炕最里头，裹着两条洗得发硬的旧棉被，鼻尖抵着被面，闻到一股陈年棉花混着樟脑丸的干涩气味——那是我妈去年秋天晒完收进柜子时特意塞进去的，说防虫，也防潮。

可这炕烧得并不热。灶膛里的柴火早熄了，余温在砖缝里苟延残喘，只够把被角烘出一点微弱的暖意。我伸手探了探炕沿，指尖一碰就缩回来：凉的，像摸了块冻梨。隔壁屋传来我爸咳嗽的声音，一声接一声，闷在喉咙深处，像破风箱在拉扯锈蚀的铁片。他咳得厉害时，整个土坯墙都跟着微微震颤，簌簌落下些浮灰，落在窗台上积起薄薄一层灰白。

我翻了个身，后背刚挨上炕面，一阵刺骨的凉便顺着脊椎往上爬。不是冷，是那种湿透了的、沉甸甸的寒气，直往骨头缝里钻。胃里空荡荡地搅着，不是饿，是发虚，像被人抽走了几根筋，连抬手掀被子的力气都要攒半天。额头上却沁着细密的汗珠，黏腻腻地贴在皮肤上，和脸颊的冰凉形成古怪的割裂感。我闭着眼，数自己心跳——咚、咚、咚……慢得不像话，又沉得过分，仿佛每一下都在胸腔里凿出个坑。

门轴“吱呀”一声响，很轻，但在这死寂里像敲了下锣。我妈端着一碗东西进来，碗边磕在搪瓷缸沿上，发出清脆的“当啷”。她把碗搁在我枕边小凳上，没说话，只是用粗糙的手背试了试我额头温度，又在我手腕内侧按了按脉，指腹带着常年揉面留下的薄茧，刮得皮肤微疼。

“烧得不高，可虚得很。”她声音压得低，怕惊扰了什么，“你爸刚从供销社回来，说今天雪太大，马车陷在村口沟里，人推了半下午才拽出来。粮站那边断了两天货，连苞米面都没得卖。”她顿了顿，把炕沿上搭着的一件厚棉袄抖开，轻轻盖在我身上，“你别起来，饭我放这儿。喝完，趁热。”

我睁开眼，看见碗里是深褐色的汤，浮着几片姜丝和两颗红枣，底下沉着几粒黑乎乎的枸杞。药味不冲，倒是甜丝丝的，混着姜的辛辣，在鼻尖萦绕。我撑着坐起来，后脖颈一阵发麻，像有根细线突然绷紧又松开。端碗的手腕抖得厉害，汤面晃出细碎的波纹，几颗枸杞在涟漪里打转。

“妈，厂里……还让去吗？”我嗓子哑得厉害，像砂纸磨过木头。

我妈正弯腰扫炕沿积的浮灰，听见这话，扫帚停了一瞬，没回头：“今儿早上王主任来过了，穿那件绿军大衣，脚上全是泥。他说厂里锅炉房昨儿夜里炸了根管子，蒸汽喷出来，烫伤俩人。现在全厂停工检修，等省里派技术员下来，估摸着得拖到大雪化开。”她直起身，把扫帚靠在墙角，“他还说……你那张病假条，他看了，字写得歪歪扭扭，倒挺像你爸当年在部队写的家信。”

我低头喝了一口汤，滚烫的甜辣味直冲喉咙，呛得我又咳起来。咳得胸口发闷，眼前发黑，手一松，碗差点滑下去。我妈眼疾手快托住碗底，碗沿撞在她手背上，留下一道红印。“慢点喝。”她把碗稳稳放回小凳，“你爸说，锅炉房炸管子，是前天夜里李工值夜班。李工……前天下午，还跟你一起在仓库清点那批报废的机床零件。”

我咳得眼泪汪汪，听见“李工”两个字，喉咙里那股腥甜味更重了。李工，四十出头，鬓角早早染了霜，总爱用一块蓝布包着半截铅笔，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记东西。前天下午，仓库里光线昏暗，只有高窗漏下几道惨白的光柱，浮尘在光里狂舞。他蹲在一堆蒙灰的齿轮旁，拿抹布擦着一个生锈的轴承，擦着擦着，忽然抬头问我：“小陈，你说，这玩意儿要是真能转起来，得吃多少油？”

我没答。他也没等我答，只是把轴承翻过来，指着内圈一处细微的裂痕，声音压得极低：“你看这儿，细得跟头发丝似的，可它会自己‘长’。今天一道缝，明天就劈成两半。机器跟人一样，病在骨头里，表面看不出来。”

当时我只当他在念叨，随手把一捆沾着机油的图纸塞进麻袋，纸页边缘蹭过手背，留下几道乌黑的印子。现在那几道印子早已洗掉，可李工说话时眼神里的东西，却像钉子楔进了我脑子里——那不是看零件的眼神，是看活物的眼神，带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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