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汪呜呜！”

张景辰刚迈步进到自家院子里，小黄就摇头晃脑的缠了上来。

“去！”

“呜嗷~”小黄咬着他的裤脚往自己的狗窝里面拽。

张景辰没办法了，直接给小黄抱了起来，摸了摸它...

雪还在下，没完没了地落，像谁把一整条天河倒扣在了青石镇上空。屋檐结着冰棱，门缝里钻进来的风带着刀子似的寒气，刮得人耳根生疼。我裹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绿棉袄，蹲在灶台边往炉膛里添柴，火苗舔着锅底，咕嘟咕嘟响着，一锅姜糖水正冒着细密的白气，甜腥里混着辛辣，直冲鼻腔。

阿婆坐在炕沿上，腿上盖着褪色的蓝布棉被，手里捏着一把铜制拨浪鼓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……节奏慢得像是数着自己的心跳。她今早又咳了一回，痰里带星点暗红，可她不肯去医院，只说“老骨头不怕冷，怕的是药苦”。我偷偷把听诊器塞进她枕头底下——那是前天从卫生所老张那儿借来的，还没还。他压低声音叮嘱：“肺上有点啰音，得查，拖不得。”我没敢告诉阿婆，只把听诊器擦了三遍，铜面映着窗纸透进来的灰光，像一面蒙雾的镜子。

墙角那只搪瓷缸子还搁在原处，缸身上“劳动模范”四个红字早已掉漆，露出底下泛黄的铁皮。缸里泡着半截人参——不是什么野山参，是昨儿赶集时在供销社后巷跟个穿黑棉袄的老汉换来的，五斤地瓜干加两包飞马牌香烟。老汉袖口磨出了毛边，指甲缝里嵌着黑泥，递参过来时手抖得厉害，却盯着我眼睛说：“这参不假，是俺家祖坟边上长的，雪埋七天，挖出来才活。”我信了，因为他说这话时，雪粒正噼啪敲打他帽檐，和我昨夜梦里那场雪的声音一模一样。

我舀了一勺姜糖水，吹凉，端到炕边。阿婆没接，只是抬眼望着我，目光穿过我肩膀，落在墙上那张泛黄的全家福上。照片里她穿着簇新的蓝布褂子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怀里抱着刚满周岁的我，我爸站在她身后，一只手搭在她肩上，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，嘴角翘着，可眼神却像隔着一层薄雾，看不清底。照片右下角用铅笔写着：1975年冬·雪晴。字迹歪斜，是我爸写的，笔画里带着一种克制的颤抖。

“你爸走那天，也下这么大的雪。”阿婆忽然开口，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，“他拎着个帆布包，里面就装了三本书、一把剃须刀，还有……”她顿住，手指无意识摩挲着拨浪鼓的把手，“还有你妈留下的那枚银顶针。”

我喉咙发紧，没接话。银顶针的事我知道——去年翻旧箱子，在一只锈蚀的铁皮饼干盒底层摸到它，内圈刻着“林淑云”三个小字，背面还錾着一朵极细的梅花。我拿去镇上银匠铺问价，老师傅戴着眼镜凑近看了半天，摇头：“这工艺，八十年代初就绝了。顶针主家怕是早不在了。”我没告诉他，林淑云是我妈的名字，而我妈在1982年夏天一场暴雨后，再没走出过青石镇东头的芦苇荡。

灶膛里一根松枝突然炸开，噼啪一声脆响，火星溅出来，落在我的棉袄袖口上，烫出一个焦黑的小洞。我下意识缩手，却听见院外传来一阵沉闷的叩门声——不是敲，是撞，一下，又一下，节奏缓慢却固执，像某种迟来的叩问。

我起身去开门，阿婆却在我背后轻轻说了句：“别开太急。”

门轴发出刺耳的呻吟，积雪从门楣簌簌滑落。门外站着赵建国，镇派出所的协警，制服领口敞着，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迅速消散。他左手里攥着一张折皱的纸，右手拎着个黑塑料袋，袋口敞着，露出半截冻硬的猪蹄。

“李卫国。”他叫我的名字，没抬头，视线落在我脚上那双露趾的棉鞋上，“所里刚接到电话，省城刑警队来人了，今早上的火车，下午三点到镇站。点名要见你。”

我脑子嗡的一声，像有根弦猛地崩断。省城刑警？见我？我下意识摸了摸裤兜——里面装着今早刚抄下来的中奖名单复印件，那十组数字还带着油墨未干的微涩气味。211、621、1975……1975。我喉结上下滚了滚，指甲掐进掌心。

“为啥？”我听见自己问，声音干得像枯叶摩擦。

赵建国终于抬眼，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三秒，又移向屋里阿婆的方向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出声。他把那张纸塞进我手里。是份手写的协查通报，钢笔字洇了水渍，像是被汗浸过：“……嫌疑人曾于1982年7月12日至15日期间，在青石镇东芦苇荡一带活动，特征：男性，约三十岁，左耳垂有痣，随身携带一枚银质顶针，内刻‘林淑云’，背面梅花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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