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做的,就是引导潮流,保驾护航!”

对此,朝上诸公有人颔首,有人不屑一顾,以为此人说的最后一句才是心里话。

哟!海贸这么挣钱,就许你们挣,不许朝廷伸个手?

而同样来自闽地的徐寅,却又给出了不同的看法。

他认为海贸之利再大,也不能使国家轻视田亩。

利有本末,田亩为本,海贸为末。

但若能以海贸所得修水利、买牛种、造农器、兴学校、减横赋,那么海贸反而能养农。

他说福建山多田少,若只靠粮田,百姓难富;若茶、果、蔗、麻、木材皆能通过海贸与江东市卖,则山民亦可安居。

可这一切都建立于,大明的其他地方,能有稳定的粮食产区。

粮食是一切人心的根本!

之后就是一些各专科的贡士的看法,他们普遍都以本业来着眼。

或言义利须归于法,或言无论是义利都要有个账,这在赵怀安看来,有点后世功利主义的味道。

但这些专科性人才在谈论这些虚的方面,果然是要差很多,普遍都是手里有锤子,看哪都是钉子,在大问题上,少有超越自己,有一个更大的视角的。

最后,等这些策论都看完后,赵怀安定下了前三名,分别是杜荀鹤、吴融和郑象,分传给诸公看。

这个名次一定下来,殿中诸公心里都有数了。

杜荀鹤文采未必压得过吴融,更谈不上比那些世家子弟雍容华贵,可他的文章最贴赵怀安的心。

而吴融能列第二,是因为此人文章、见识、制度感都很完整,既能承接旧士人的审美,也能明白新朝到底要什么。

至于郑象列第三,则是因为他补上了另一面。

大明要言利,但不能让天下士人都变成一群只会交相言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,要有公心,公义。

士人终究要有士人的精神,要有气节,要知道有些事能做,有些事不能做,有些钱能收,有些钱沾了,人就脏了。

这一点,赵怀安同样认可。

于是,前三名看似只是取士,实际上却把赵怀安对义利之辨的态度,分成了三层说清楚了。

第一层,是杜荀鹤所言,私利与公义不同。

利不是罪,私利无度才是罪。

第二层,是吴融所言,利必须入制度。

海贸、商税、市舶、船股、工坊,都不能靠一时热闹和商人自觉,而要靠法度约束、官府引导、军队护持。

第三层,是郑象所言,士大夫不能为利所役。

国家要懂利,官员要懂利,但懂利不是跪在利面前,而是要能驾驭它。

赵怀安将几份卷子都放在案上,沉默片刻,忽然问张龟年:

“张公,你觉得天下人为何会怕朝廷言利?”

张龟年想了一下,道:

“因为自古言利者,多半最后都会变成聚敛。”

赵怀安点头:

“是。”

“朝廷说要开财源,百姓听到的却常常是加赋。

“官吏说要兴商税,商人听到的常常是勒索。”

“士大夫说要富国,最后往往是富了官府,苦了小民。’

“所以天下人怕言利,不是怕利本身,而是怕言利之后,刀子落到自己身上。”

殿中众臣都安静下来。

赵怀安继续道:

“可反过来说,若朝廷不言利,又会如何?”

“军队粮饷从哪里来?水利从哪里修?学校从哪里办?粮食从哪里调?海船从哪里造?医药、道路、桥梁、仓场、边防,又从哪里出钱?”

“难道靠诸位在这里空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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